宋人吴自牧在《梦梁录》中云：“焚香点茶、挂画插花，四般闲事，不适累家。”
焚香、烹茶、插花、挂画，被文人雅士称之为“四艺”。
元人张贞居有散曲《水仙子》：“归来重整旧生涯，潇洒柴桑处士家。草庵儿不用高和大，会清标岂在繁华？纸糊窗，柏木榻。挂一幅单条画，供一枝得意花，自烧香童子煎茶。”把这四种雅艺的神韵呈于纸上。
中国人最偃意的生活状态，莫过于「闲静」。所谓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，有时有地，有思有心，才能闲赏天籁。正如我们春观草青，夏迎松风，秋拾红叶，冬赏梅英，明知它们终会消逝，为目击那一瞬生机，仍年年岁岁，为短暂的生命，欢欣踊跃。这一点，常侍花草之人必体会至深。
文人爱花，花又与精神之崇高相应，正如君子自惜其才，士人自珍其名。
沈复《闲情记趣》的初开句写道：“余闲居，案头瓶花不绝”。自古以来，瓶中供花，是幽栖闲居时的赏心快事，也是文人性情雅俗的体现。
文人插花，是以文学诗词之心，观察自然，以花影人，寓感万物，物我两忘时，以花草为媒介，宣泄胸中诗意，抒怀寄情。
文人插花，从一枝花、一方木，一角山、一汪水里，细微处见宏大，清浅中见深刻，即成为了玩赏的幽栖逸事，又是别具意蕴的心象之花。
“器可载道，花可明意”，在文人插花中，花器尤为重要。
正如《中国插花简史》所言：“花器就像一方小天地，容纳了山川、池沼、湖泊等景致，提供了一个无限变化的空间。”
明代张丑的《瓶花谱》有云：“铜器之可用插花者，曰尊、曰瓶、曰觚、曰壶。古人原用贮酒，今取以插花，极似和宜。春冬用铜，夏秋用瓷，因乎时也。堂厦宜大，书室宜小，因乎地也。贵瓷铜，贱金银，尚清雅也。”
文人插花的花器，以瓶为主（古铜尤佳，陶瓶次之），忌金银华丽；
以典稚、朴实、温润为要，忌刺眼粗俗、勿太大或太小、勿形色繁褥；以简明、实用、美观合乎自然本性为原则。
文人插花追求的摆设环境，以朴实、雅致、简明、自然为意境，最忌重装饰、花俏、人工、夸张等风格，天然几案、藤床、笔砚等均是不可或缺的配件。
对文人插花来说，形式反倒在其次，而意蕴是至关重要的。
每一种花材、每一个造型、每一处弯折，都与文人的心境息息相关。
无外乎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《瓶史》中写道：“花妙在精神，精神人莫造，寓意于物者，自得之。”
古代的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、与大自然相联系，所以，文人雅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。
如以梅之傲雪凌霜、兰之幽怀若谷、竹之虚心有度、菊之玉洁冰清，作为“四君子”；
或以傲骨铮铮的青松、高风亮节的竹、刚强不屈的梅，组成“岁寒三友”，比拟文人雅士清高、孤洁的性格。
将花卉赋予花德，以花寓意人伦教化，成为文人插花的重心。
对花悟道，弄花修身。自古爱花之人多平和淡然，想来应是浸染了大自然的灵气吧！
它师法自然，不事雕琢，轻描淡写中但见意境悠远。
清代画家戴醇士题画中诗曰：“万梅树下一张琴，中有空山万古音”。静默空谷中，人与残梅，淡然相对，这「淡」不是木然，而是淡去尘网世念，养素归真，会通天地。即苏轼对联“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”一境，最当此理。
天地大美无言，草木以无言应之，人何能萎弱于天地之间而不能自立？折花入器，体现的正是儒道两家同举天地的创造精神。文人视花器为大地，视花枝为鸿钧，视主宰为造物，以心目经营之。
是故，钱谦益诗云：“会得远山浓淡思，数枝落墨胆瓶中”。美的造境源于心灵之映射，其真意不在言，而在生命的体验。所谓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精神”，一枝梅是铮铮傲骨，一丛菊是茕茕隐士，一盆兰乃谦谦君子……若无天人合一的哲思，何来方寸之间的造境？
